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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美國貿易制裁中國不理性

發布日期:2017-08-22      來源:FT中文網     作者:崔曉敏、東艷

八月伊始,中美貿易摩擦已是一波多瀾。

1日,美國商務部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在《華爾街日報》上指責中國對源自美國的進口品實施了貿易壁壘,通過低成本貸款、能源補貼、退稅等非公平貿易方式促進出口,并表明美國將采取貿易救濟措施等方式來糾正雙邊失衡問題;8日,美國商務部發布對來自中國的鋁箔再次實施反補貼調查申明。這一調查不同于今年4月底發起的鋁232調查,主要目的在于考查中國鋁產能過剩、傾銷、非法補貼等因素是否威脅到美國的經濟安全和軍事準備;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備忘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審查“中國貿易行為”,包括中國在技術轉讓等知識產權領域的做法。

與傳統“雙反”調查不同,知識產權領域的貿易審查涉及到貿易和投資領域的雙重規則,不能由單邊規則解決。然而,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企圖繞過WTO多邊爭端解決機制,另一方面又擱置了中美雙邊投資談判。筆者認為此時提出審查,貿易戰意味明顯。18日,美國正式對中國啟動“301調查”。

盡管當前特朗普還未采取實質制裁措施,但考慮到其貿易團隊中多為華貿易態度強硬,如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白宮貿易與工業政策主任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加之兌現競選承諾的政治壓力,可以預期審查結果大概率對中國不利,中美貿易摩擦已是箭在弦上。

特朗普授權萊特希澤動用所有可用的政策選項,以確保“公平和對等的貿易規則”。當前美國對中國實施的最強硬調查和制裁措施即為“301調查”,援引自《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該條款授權美國總統越過國會在有關對外國立法或行政上違反協定、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上采取單邊制裁行動。

然而,自發貿易下產生的外貿逆差是否是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美國對中國實施單邊貿易制裁,能否帶來美方貿易逆差的大幅度縮減?筆者認為美國單邊貿易制裁中國并不具備經濟意義上的合理性,更多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

 圖1:1991-2016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國別分布

數據來源:UN comtrade數據庫和作者整理

歷史上看,中國并非一直是美國的首要逆差國。美國的貨物貿易赤字始于1971年,1976年后逆差開始持續擴大。1985年廣場協議后美元大幅度貶值,以美日逆差為主體的貿易赤字迅速收縮,美國貿易制裁措施取得階段性勝利。

然而,1991年后在低利率、財政刺激及全球化的影響下,美國貨物貿易赤字大幅反彈到的8116億美元(2015年)。從國別來看,1976-1995年間日本是美國的主要逆差國,而1996年后中國才取代日本成為美國的第一大逆差國。隨后,中美貨物貿易逆差一路飆升,至2016年已占其逆差總額的45.9%,接近日本高峰時期的比重。

美國的其他主要逆差伙伴國還包括德國、日本、墨西哥、韓國、意大利、印度、法國、加拿大。這些國家分為三類,一類是在地理上與美國具有貿易優勢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另一類是與美國具有較強產業競爭關系的高收入國家,最后是與美國產業上具有明顯互補關系的中國和印度。

中美貨物貿易逆差與雙邊產業結構演變密不可分。中美貨物貿易源起于兩國在要素稟賦和產業結構上的互補性。早期,美國在資本密集型產品上具有顯著優勢,而中國的貿易優勢則在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因而此時中美貿易逆差也主要體現在紡織、服裝、石油和雜項制品上,其中紡織和服裝更是貢獻了中美貨物貿易赤字的一半左右。

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積累了大量資本,中美貨物貿易逆差主體也逐漸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產品轉變。2012-2017年,電信、錄音及重放裝置和設備、辦公用機器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成為中美貿易逆差的前兩大產品,貢獻了總貨物貿易逆差的43%。而紡織、服裝、家具和鞋類等勞動密集型出口品盡管仍列于前十,但重要性大大下降。

以關境為基礎的貿易統計法,高估了中美貿易逆差情況。根據筆者的估算,2000-2007年,中國出口企業使用了大量的進口原材料,其國內附加值比平均為82%,其中純加工貿易企業該指標僅為50%。如若按照增加值統計法進行修正,可發現傳統方法將中國2007年的貿易順差高估了24.9%(李昕和徐滇慶,2013)。其中,統計偏差最為嚴重的十個行業為辦公設備及計算機制造業、紡織業、服裝鞋帽皮革制造業、金屬制品業、橡膠及塑料制造業、電器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雜項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和木材及家具制造業。事實上,這些行業也是2007年中美貿易逆差貢獻度最大的幾個行業。因此,基于關境統計法得到的中美貿易失衡度并不真實。

綜上,從美國貿易逆差的演變和中美貨物貿易逆差的結構性變化可以看出,中美雙邊巨額貿易逆差是在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下雙方充分利用資源稟賦、發揮產業優勢、實現有效分工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傳統的貿易指標甚至夸大了雙邊貿易的失衡情況。

經濟意義上,貿易戰并非縮小中美貿易逆差的合理渠道。美國若想縮小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無非兩條渠道——降低從中國的進口(簡稱“控進口”)、擴大對中國的出口(簡稱“促出口”)。然而,無論是從“控進口”還是從“促出口”,單邊貿易制裁都不能扭轉逆差。

中美產業關聯性較高,如果選擇盲目的制裁,只會造成兩敗俱傷。一方面,中國出口中有三成以上為加工貿易,吸引的外資中大部分來自美國、日本和歐盟。這意味著如果美國對中國發起單邊貿易制裁,將直接損害本國企業及同盟國企業的利益,甚至引發多邊貿易戰。

另一方面,美國即便對中國發起貿易制裁,也不能重回“美國制造”。供應商的選擇取決于生產成本的相對高低,而生產成本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勞動力成本,這恰恰是發展中國家擁有巨大優勢的地方。盡管近年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快速上漲,并已經超過印度和越南,但仍顯著低于美國。受工資上漲的影響,部分服裝和紡織產業已從中國向南亞和東南亞國家轉移。如果美國進一步從貿易上制裁中國,可能迫使更多的產業從中國轉出,同時美國與遷入地國家的貿易逆差也將大幅提高,即中美貿易失衡轉變成美國和遷入地國家的失衡問題,美國巨額貿易逆差并無實質性改變。這對于中國和美國來說都將是不利的局面。

美國“促出口”發力不準,高科技產品出口仍存在限制。中美產業結構的互補性表明,盡管中國在低端制造業上擁有優勢,但在高技術產品上擁有巨大需求。而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恰恰阻礙了雙邊貿易的正常發展,甚至在一定程度是導致了貿易失衡。在美國軍用和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法律的約束下,諸如航空發動機、先進導航系統、激光器等高科技產品均被限制出口到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美日貿易摩擦激烈之際,美國要求日本進口其具有優勢的產品,如衛星、超級計算機、金融和服務等。這既有助于消除美日貿易失衡,也有利于日本在尖端技術產業上的發展。遺憾的是,與美國存在意識形態分歧的中國顯然并沒有獲得這方面的公允對待。

服務貿易或將成為中美貿易談判的出路。美國的貿易赤字主要來自于貨物貿易,而在服務貿易上保持著較強的優勢。自2000以來美國對中國始終保持著服務貿易順差,到2015年約為2,474億美元,但當前服務貿易順差的體量仍較小,僅占同期貨物貿易逆差額的8.3%左右。考慮到中國人均收入增加累積的龐大的旅游需求,以及美國在教育、醫療等方面仍然保持著吸引力,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有望繼續擴大。但和美國在高技術產品上的保護類似,中國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短期內并不會大幅削減在金融、衛生和電信等服務領域的保護。高科技和服務業上的權衡,可能也正是中美貿易摩擦的妥協點。這從《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早期收獲》的十條共識即可見一斑。

既然貿易制裁中國并不具備經濟合理性,特朗普政府為何執意對中國啟動貿易審查?政治壓力是首要因素。從美國國內來看,特朗普面臨兌現競選承諾的壓力。“中國制造迫使美國人丟掉飯碗”這不僅是大多數美國普通民眾的看法,在學術界也擁躉頗多。為贏得選票,特朗普在競選時表明一旦當選將對中國產品課征45%的高額關稅,并確定了一支由對華強硬派組成的貿易團隊。眼下,正是他兌現承諾的時候。從國際形勢來看,美國8月貿易制裁中國具有國際政治斡旋的色彩。

對中國政府而言,無論美國最終是否挑起貿易戰都應未雨綢繆,學習他國應對摩擦的經驗,積極尋求多邊爭端解決機制維護合法權益。同時,中國在國內結構改革上也應繼續發力,提升“中國制造”的產業地位和國際競爭力,以抵抗貿易戰的消極影響。在應對貿易摩擦方面,日本采取的“有限退縮”的應對方式能夠給中國帶來許多有益的啟示,詳細內容且見下一回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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