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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平等保護民營經濟

發布日期:2019-05-27      作者:楊先德
 

        今年全國兩會“一府兩院”報告聚焦的一個重要議題是如何更好地服務和保障民營經濟發展,尤其強調對民營經濟要做到“平等保護”“平等對待”。在年度工作接受人大代表“票決”的時刻,“一府兩院”作出這樣的表態體現了“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的民本宗旨。

       民營經濟在今天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平等保護是一個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何為平等?就是“相同的事物應該得到相同的對待”,以及在處理問題和做出決策時“只考慮跟事物本質相關的因素,而不能考慮不相關的因素”。比如,找一個裝修工裝修房子,他姓張還是姓李是無關的因素;找一個廚子,他會拉二胡還是會彈鋼琴也是不相關的。筆者認為,在當前環境下,要從兩個方面思考民營經濟的平等保護問題。

       一是理念層面的平等對待。這里涉及一個深層次的理念——社會公眾尤其是政府官員,如何看待財富問題以及商人階層在社會中的地位。

       中西歷史都有“仇商主義”傳統,比如在西方,受中世紀宗教禁欲主義思想的影響,商人階層受到壓制和歧視,直到宗教革命后,打破了理念束縛,在宗教上視創造財富為榮耀上帝的體現,方為資本主義經濟創造了大發展的寬松環境。而中國經過艱辛探索得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歷史教訓后,才毅然轉向,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在“時間就是金錢”“致富光榮”的口號下,民營經濟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就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政府和社會在理念上是否正視其價值,在身份上是否將其與其他市場主體和社會群體一視同仁,則是另一回事。

       歷史地看,中國古代有“重農抑商”和“官本位”的經濟和文化傳統。“士農工商”,商為末流,古代商人致富后或者選擇“購置田宅”將商業資本轉變為土地資產,或者選擇“捐官獲爵”買平安,這也是經濟史家認為中國古代有商業卻未萌發資本主義的重要原因。而在今天,“平均主義”“均貧富”思潮不時抬頭,一些官員契約觀念、平等意識不強,待商人如家丁,予取予奪,視為當然,其背后很難說不是傳統落后觀念在作祟。缺乏安全預期導致一批先富起來的商人選擇用腳投票或者轉移資產,這種現象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沖擊作用已經顯現。政府出來穩定預期,派發“定心丸”,十分必要。但要長遠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真正在理念上尊重企業家追求和創造財富的精神,尊重企業的價值,實現各種所有制經濟和體制內外人士的身份平等。

       二是規則層面的平等對待。美國經典電影《教父》講述了黑幫起家的柯里昂家族的故事。第二代教父麥克·柯里昂,為了保護家人,終其一生致力于使家族產業合法化,但在這一過程中,麥克還是先后失去了幾位親人,影片最后只剩下麥克懷抱被仇殺的女兒發出的仰天哀嚎。從藝術角度講,麥克固然悲情,但這也是這個家族為脫離現代規則付出的代價。現代社會應該是法治社會。于商于官,最好的護身符仍然是法治提供的規則保護。在這一點上,一方面民營經濟應該在規則制定上得到平等對待,讓民營經濟力量參與到涉及自身的立法和政策出臺的進程,是平等保護的前提,因為沒有人會在他人制定的規則下獲得完全的平等和安全。

       另一方面民營經濟應該在規則執行上得到平等對待。客觀上講,隨著中國法律體系的完善,民營經濟享有的地位、機會和權利都是明確而廣泛的。問題不在于還要制定多少民營經濟促進條例,而在于如何讓已有的法律和政策得到完全平等的執行。

       法律的執行需要政府恪守為民宗旨和法治理念,踐行契約精神和公正義務。也要允許民營經濟有主張權利和獲得救濟的手段和途徑。要習慣企業對政府說“不”,習慣企業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包括與政府的糾紛在內的爭議問題,并為此創造一個公平公正的執法司法環境,避免“打官司”淪為“打關系”,讓民營企業有處講理,讓一切在規則內運行。(作者供職于北京市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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